要不要“保6”：专家预测明年目标或在6%左右

　　是否“保6”继续引发争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明年经济是否要“保6”引发经济学界诸多争论。

　　今年3季度中国GDP放缓至6.0%，触及今年GDP增长目标区间的下限，创下了1992年季度GDP数字开始发布以来的最低值，而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明年的经济增速对于实现“两个翻番”意义重大。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中国经济有望维持在6.2%左右，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0%左右，由于第四次经济普查将2018年GDP增加了1.89万亿，中国在明年如期完成“两个翻番”目标并不困难，明年增速目标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不容否认的是，明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一方面外部环境异常复杂、严峻，世界经济低迷，经贸摩擦持续；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结构性矛盾问题突出。而今年人均收入有望破一万美元的中国正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这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

　　分析认为，基于稳增长需要，明年需要在逆周期调控上进一步发力，赤字率可能提高到3.0%，货币政策也有宽松的空间，中国有望进一步减税降费，加码基建，促进消费。

　　不过，中国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上腾挪的空间都很有限，不太可能使用大水漫灌的刺激性政策。中国越来越重视高质量的发展，通过改革打破垄断，加快混改，扩大开放，从而调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积极性，或是明年的政策选项。

　　“两个翻番”压力不大，下一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2月9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6.2%，尽管第三季度降至6.0%，但四季度的GDP有可能略有回升，“近期PMI等先行指标出现了回暖的迹象，逆周期调节政策也在持续发力，四季度经济可能略好于三季度，全年GDP有望维持在6.2%的水平。”

　　他基于此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可能是6.0%左右，“原来没考虑经济普查的因素，三季度只有6.0%，不少人都很担心，因为按照原来的估算，今明两年必须达到6.2%才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奋斗目标，这存在一定压力。然而，第四次经济普查把2018年GDP的规模补回来近1.9万亿，那么明年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并不困难，明年增速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6%左右即可，低一点也无妨。”

　　他表示，假如今年GDP增长6.2%，明年经济增长只要在5.6%以上就可以实现两个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同样认为，明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可能定在6%左右。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第四次经济普查之前，我倾向于认为明年必须‘保6’，这是个底线，否则就完不成翻番的任务；不过第四次经普中，去年GDP增加了近1.9万亿元，与2018年初步核算数900309亿元相比增加了2.1%，所以我认为，明年目标定在6%左右即可，即便经济惯性地下跌一点，只要低于6%不会太多，就不会影响翻番目标的实现。”

　　徐洪才强调，尽管明年的目标可能是6%左右，但在实际运行之中应尽可能“保6”，“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并非完成‘两个翻番’就完事了，这一目标明年肯定没问题，之所以要‘保6’，是因为未来数年间，中国要力争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绍，根据最新数据，去年中国GDP已达92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9700美元，今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将是大概率事件，而根据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徐洪才表示，实现“两个翻番”之后，2025年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中国有望在6年之后GDP增长至少30%，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1.3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

　　在他看来，这并不容易，一方面，上述标准是以美元计价的，而中国GDP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较大，如果人民币出现贬值，则会拉长与这一目标的距离。

　　另一方面，随着资源环境可承受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发展更加注重单位GDP能源消耗、碳排放等质量效益的目标。

　　比如，根据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承诺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所以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升级，结构改革的任务亦很艰巨。

　　内需或进一步发力，亟待提升投资效率

　　在牛犁看来，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一方面，外部环境异常复杂、严峻，世界经济仍看不出好转的迹象；欧美日经济都出现明显回落，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另一方面，国内仍然有许多短期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有待解决，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速度换挡仍在持续。

　　徐洪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过去过多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从人口结构上看，老龄化社会正加速来临，新生婴儿出生数量明显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加倍努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防止经济出现过快回落。

　　他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外需扮演了一定的拉动作用，外贸顺差是扩大的（在此之前外贸顺差连续多年缩小），顺差有可能达到3800亿美元，但他认为这并不是好消息，而是一种衰退性的顺差。

　　“这种扩大不是因为我们出口增长很强劲，而是因为进口增长很疲弱，也就是出口弱，进口更弱，预计明年就很难持续，明年已不能指望外贸顺差对经济有正的贡献，如果投资、消费依然如此疲弱，明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会更大，中国经济要维持在6%左右，必须在内需上多加一把力。”

　　他认为，中国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发挥投资在稳增长当中的关键性作用。一方面要保持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相对稳定，后者在经济增长中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提振低迷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

　　徐洪才表示，明年赤字腾挪的空间有可能提高到3.0%，中国将进一步减税降费，同时，基建有望进一步加码，中国有可能适度扩大财政支出，不过这一幅度不会太大。

　　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不会再搞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未来投资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投资的效率，优化投资的结构，避免产生新的产能过剩。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更需要通过改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比如打破一些行业的垄断，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从而调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积极性，而这两者目前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民间投资在过去几年间出现了下滑，投资信心不足，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金融机构的“惜贷”和“拒贷”等顺周期行为仍在持续，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十分严峻。

　　外商投资也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外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部分产品被课以关税；另一方面，国内用工、土地等要素成本也持续攀升。

　　徐洪才认为，逆周期调节对稳增长是必要的，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还是需要通过改革，提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此过程中，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而这需要一个过程。

　　货币宽松空间有限，大规模刺激不现实

　　如今，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能。不过，由于消费增速趋于下行，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也有边际减弱的迹象，其中汽车消费更是持续低迷。

　　徐洪才表示，最近几年居民消费杠杆率持续上升，已积累了不少风险。他表示稳消费的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不仅能为提振消费提供支撑，更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钥匙。

　　货币政策方面，徐洪才表示，10月末，广义货币（M2）增速为8.4%，这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水平，未来适度的宽松也有一定空间，他认为，不超过9%的M2都是可以接受的，而0.5个百分点的宽松力度已是合理区间的极限。

　　在他看来，即便保持现有的货币投放速度不变，随着经济的逐步下行，实际上也能形成宽松的货币投放。

　　牛犁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的取向应注意分析物价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CPI创逾7年来新高，其中，猪肉价格是推动物价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PPI持续下行。

　　他认为，猪肉价格受非洲猪瘟、生猪存栏等偶发因素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是特殊情况，不必过于担心通胀。目前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平衡的，只要粮价稳住，就不会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而工业品方面，几乎各个领域的供应都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也不必担心价格大幅上涨。

　　牛犁指出，若不包含食品和能源，核心CPI同比增速自2018年初2.5%的高位就震荡下行，2019年初为1.9%，10月为1.5%，货币政策不必过度关注异常升高的CPI数据。

　　徐洪才则指出，对于CPI的快速上涨，应通过多养猪、增加供给来缓解；对于持续低迷的PPI，需要通过扩大需求来解决。货币政策有一定空间，但大规模的刺激并不现实。

　　牛犁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中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高质量的发展，后者显然不是通过大水漫灌获得的。

　　对于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明年经济低于6%是否会影响就业的问题，牛犁认为，经济略低于6%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服务业每单位GDP拉动就业的潜力要比第一、第二产业多得多。

　　“今年美国失业率创下近60年来的新低，只有3.5%；日本更是降至2.2%，创下26年来新低；但前三季度两者经济增速只有2.3%和0.9%；这跟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有关系，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也已超过半壁江山，完成全年1100万就业的目标任务并不困难，这并非‘保6’的充分原因。”牛犁说。

　　（编辑：周上祺）

责任编辑：凌辰 SF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