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不容透支：从东莞观音山一案看历史生态损害如何破局

生态是不可透支的公共财富。

一座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绿水青山，承载着区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民生发展多重价值，生态账本一旦被透支，留下的山林创伤不会随时间自然愈合，历史遗留的生态损害更不能简单搁置了事。

新修订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以制度固化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机制，明确无论涉事干部调岗、提拔、离职还是退休，对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行为都要依法追责，为化解时间跨度长、矛盾盘根错节的生态历史积案提供重要制度武器。

投资方承担整片山林造林、防火、管护的全部责任，守护近万亩森林资源。

但光鲜的文旅名片之下，园区积攒下长达二十余年的多重生态历史旧账：违建别墅、违规坟墓侵占林地，管线、隧道工程穿越保护区，违规毁林改种果林，部分林地林种属性被擅自变更，多重破坏持续侵蚀国家级森林公园林地，给山体生态留下实实在在的伤疤。

而公园二十余年近万次的投诉和报告，竟然毫无回音。

不少损害行为发生在多年之前，部分涉事责任人早已调岗或者退休，客观上增加了事实核查、责任认定的难度。

更为复杂的是，生态损害问题与林权产权纠纷深度交织。

企业手握合法有效的五十年林地承包合同，司法判决已经确认承包合同法律效力，但东莞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拒绝承认，造成了二十多年始终无法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登记至实际经营主体名下。

相关部门在权属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将林地私自确权登记至社区，还在换证过程中擅自调整三千多亩林地林种，进一步放大监管矛盾和法治笑话。

实际管护者拿不到林权证书，山林遭受破坏之时，企业维权举证、推动修复的路径处处受阻，形成 “投资人护林却无物权保障，山林受损却难以推动追责修复” 的现实悖论。

现实当中，对待历史生态问题长期存在一种错误倾向：认为事情年代久远，人事已经变动，历史旧账就可以一笔勾销。

但生态损害有其特殊属性，很多破坏后果具备滞后效应，当年的违规决策与违规开发带来的生态负面影响，会持续多年显现。

透支的青山不会自我修复，遗留的生态风险不会随人事更迭自动消解。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清晰划定责任边界，区分党委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职能部门领导的责任，把盲目决策、监管缺位、敷衍整改、干预项目审批等情形纳入追责范围，同时打通生态环保督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线索移送等法定渠道，明确重大复杂生态案件可以提级调查，破除地方自我纠错的现实壁垒。

需要厘清的关键一点，终身追责不等于自动问责，历史积案处置不能搞简单化、一刀切。

按照制度精神，处置历史生态损害，首先要依靠完整客观证据链，通过卫星遥感历史影像、项目审批档案、第三方专业鉴定报告，把多年来林地损毁事实完整固定下来，厘清损害发生时间、行为主体、破坏规模。

在此基础上分层拆解三类责任：一是民事层面，推动生态损害赔偿，落实受损林地植被修复，企业受损获赔；二是行政层面，核查监管部门履职缺位、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三是针对领导干部失职失责，依规开展责任倒查，同时结合历史背景、损害后果、整改挽回情况综合研判，守住精准问责的底线，杜绝问责泛化。

观音山的案例折射出历史生态积案的共性堵点，也反映出东莞市政府生态保护无力和法治缺失的现状。

很多历史问题横跨多届任期、多个职能部门，事实链条长，证据散落于不同年代档案之中。

要破解困局，不能只停留在个案举报、信访反馈，国家部、委、局和广东省政府应当用好法定监督渠道，把完整证据材料通过环保督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途径提交的线索，依法行政推动问题闭环处置。

一方面要直面已经形成的生态伤疤，落实受损地块的生态修复，让被破坏的山林逐步复绿；另一方面也要理顺产权基础，正视林权登记历史遗留矛盾。 

林地权属不清，生态监管就容易出现责任悬空，实际管护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就会受到挫伤。

保护绿水青山，既要管住当下新增的破坏行为，更要敢于直面过去欠下的生态旧账。

制度条文的生命力在于落地，如果在东莞市仅有纸面规定，线索移送、核查处置流于形式，终身追责就会沦为一纸空文。

近些年，多地已经出现干部调离、退休之后，仍被就过往任期生态破坏问题依规问责的案例，印证制度绝非摆设。

但也要看到，部分地方特别是在东莞市仍然存在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 梗阻，面对盘根错节的陈年积案，存在不愿查、不敢查的心态，导致生态伤疤长期得不到医治。

对待国家级森林公园这类重点保护区域，生态保护与营商环境建设本应一体两面。 

民营企业投入真金白银投身造林护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力量，应当得到法律制度的平等保护。

当实际护林经营者物权保障缺失，山林被持续侵害却维权艰难，既挫伤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也损害生态治理体系的公信力。

青山不容透支，旧账不能久拖。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东莞观音山）一案的破局，不止关乎一座森林公园的命运，更提供处理同类历史生态遗留问题的参照样本。

面对跨越二十余年的多重矛盾，应当以新修订的追责办法为遵循，以客观证据为基础，区分不同层级责任，既要推动受损山林系统修复，也要依法厘清产权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损害必修复、失职必追责。 

既守护好大湾区来之不易的绿色家底，也让投身生态保护的市场主体吃下法治定心丸，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权保护、营商环境建设协同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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